武绍智律师:任学民受贿案二审辩护词

发布时间:2012-04-01 14:08:47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审判长、审判员:

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接受任学民近亲属的委托,指派我担任任学民受贿罪二审辩护律师。我为履行辩护职责,多次会见任学民,详细阅读了有关卷宗材料,发表辩护意见如下,请合议庭及审判委员会研究本案时参考:

一、从主体上分析,任学民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: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索取他人财物的,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。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,违反国家规定,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,以受贿论处。

任学民于20068月至201010月期间在某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矿山警务区工作,其身份是协警,任警长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,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;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,即单位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;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,以下3类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:(1)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;(2)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;(3)其他按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。

其中(3)是指除上述人员外的人员,从事公务是其必备的条件。且从事公务是依照法律规定而进行的,例如人民陪审员。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性质和职权,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》的规定,人民陪审员由选举产生,其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,是其所参加的审判庭组成人员,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,故应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。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指人大,指人大、政协常委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外的代表、委员,他们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时,如人大、政协开会履行职务,或闭会期间履行视察、检查、监督等职权时,应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。而协警,不具有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的性质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》没有将协警视为人民警察,更没有赋予其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,即使按照刑法修正案扩大了的受贿罪犯罪主体来看,协警也没有涵盖在受贿罪的主体之内。依照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八条: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,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,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,索取请托人财务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,以受贿论处。

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,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,或者利用该国家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,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;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,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……任学民作为协警,从受贿主体上看不构成受贿罪主体。

任学民作为一名协警,他没有行政执法权,协警必须在民警的带领下才能开展各项工作,在涉及需依法定职权才能完成任务时,只能由在编民警完成,作为协警仅起到帮助或辅助作用。从法律定位上看,协警不属于刑法扩充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,他不具国家工作人员的“身份”、“授权”和“职权”。

综合本案事实,任学民也没有以协助从事公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,其主体上看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本案事实严重不清,证据严重不足,存在对任学民“客观归罪”的认定。

1、任学民与贺成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,具体是合伙采矿的伙伴关系。任学民向贺成投资10万元系合伙投资,为事实合伙,而20078月份签订的合伙协议属于我国民法上规定的合伙关系,是公民法人之间按照协议,共同投资,共同经营,共负盈亏,共担风险。任学民所得到的150万元是合伙投资利润所得,不是受贿款,不是非法收入,而是合法盈利行为。150万元是任学民合伙投资利润,事实清楚,法律界定清晰,法律逻辑链完整,任学民此行为合法。而利益冲突方的贺成试图索回此150万元,不存在合理合法因素,为了自己的利益,贺成证言的效力值得怀疑。

2、任学民所得的150万元不是受贿,是合伙利润合法所得。

任学民夫妻由于抚养了哥哥的小孩和自己的子女,收入不是那么充裕,在贺成的多次相邀下,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,养育子女,就投资16万元,与贺成等人共同投资开挖金矿。任学民于20076月份开始实际合伙投资,作为股东向贺成投资10万元,于200782日以借条的名义证明了有此投资合伙事实。而2007820日,任学民委托内弟贺重与贺成签订了《合股合作协议书》合伙协议,该协议与内容如下:(详见一审检查卷96页、99页)

《合股合伙协议书》(后符合伙协议的法律要件)

经股份同意如下:

1、经股份同意将西闯512脉一坑、二坑新开口,投资打进尺由股份同意,如见矿先回收,各行投资成本。(盈亏共担)

2、在出矿时由股份共同派人看管,发到山上加工,由股份共同商议做价。

3、在合伙账行必须清楚,每月结算账每月给民工结算。

4、在生产过程中,如发生意外事故由股份共同担任。(共担风险)

5、在成本回收完后,利润由合股人均分平衡。(合伙利润分配)

6、在生产中,投资现金由股份人均分投资由股头打条入帐。(共同投资)

7、以上总结由合股者,同意签字生效。

本合同一式三份,人均一份。

合股人签字:贺成、贺重、杜栓旺。

OO七年八月二十日

该协议书原件贺成、姚和平、董大良各有一份,该合伙事实和合伙协议,符合《民法通则》第三十条(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,各自提供资金、实物、技术等合伙经营,共同劳动)、第三十一条(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、盈余分配、债务承担、入伙、退伙、合伙终止等事项,订立书面协议)。任学民所得的150万元系合伙盈利分成,当然,若合伙金矿开采发生风险,发生亏本,他们三人照样依照协议进行亏损承担。

他们三家的合伙事实和合伙协议,刚好符合合伙的三个特征:1、共同合伙协议;2、合伙投资,盈余分配,亏损承担;3、共同经营。所以,任学民所得盈余分配150万元,是符合民法通则的法律规定的,是合法的,不是违法行为,更不是受贿犯罪行为。一审及诉方仅根据贺成向任学民打了个10万元“借条”,而想否定合伙协议和合伙事实,这与事实和法律是不相融的。任学民将款交给贺成,贺成是凭借股头而收此十万元投资的,为了以后账目清晰,所以贺成才给任学民写了借条,证明了任学民的合伙投资行为,而不是一审及诉方的断章取义,说此十万元是借款,而不是投资款。将合伙投资款写成合伙人向股头的借款,恰好符合了民间合伙的商业习惯,只有等到了合伙结束清算时才好算清楚帐目,清算投资借款,然后获取分配利润,或承担亏损债务。

一审置三人合伙铁的事实于不顾,顺从贺成想悔账的心理和违法行为,试图将任学民合伙投资的盈余150万元反归己有。贺成在未达到收回任学民的150万元的目的之后就向司法机关反映了任学民受贿的事实,称150万元是任学民的受贿款,而不是合法所得。但贺成作为合伙相对人,在本次合伙结束后,又投资其他开矿生意而血本无归,就产生了“索要”任学民等人分得盈利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。

一审及诉方没有排除合理怀疑,硬将合法行为判为非法行为,将合伙盈余分配判为受贿犯罪行为。

2、诉方及一审判决任学民受贿150万元主要证据缺乏。

首先,诉方没有查清楚,送给一个协警150万元,行贿人贺成能有多大利益企求呢?一个协警有何身份和职权提供行贿人贺成的非法利益和方便?

其次,贺成在向任学民索要此150万元款额时,任学民为何能理直气壮不予“返还”?

最后,检方在讯问笔录中,总是想掩盖合伙事实,硬将合伙定为受贿,对于任学民的辩解没调查,对于贺成的偏面意见是盲从,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,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

三、任学民认为一审卷宗里有非法证据的存在,但至今对非法证据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。

依照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条(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、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。被害人陈述,属于非法言词证据)、第六条(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,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)。所以对任学民在双规调查阶段接受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进行调看,并对任学民的被讯问笔录要求非法证据排除,对贺成的陈述和被讯问笔录申请非法证据排除。

我在2012226日下午会见任学民时,任学民说在调查阶段有人打了他,对他进行刑讯逼供,还吓唬他,但任学民说得罪不起他们,让律师也别提了。但我作为二审的辩护律师,在阅卷后,还是坚持对任学民及贺成、彭志虎的被讯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,尽管我现在没有对任学民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和诱供展开调查,但根据合理怀疑的原则,申请二审重新调查任学民的口供和贺成的口供,调取在调查阶段的同步录像,以证明是否存在非法证据。

综上所述,一审判决事实严重不清,证据严重不足,认定任学民作为受贿罪的主体缺乏法律依据,找不出具体的法律规定,将“协警”非常牵强地拔高到具有受贿犯罪主体的“身份”和“职权”,且贺成等人对合伙开矿分给任学民利润事宜,试图要求任学民退回,以弥补贺成在其他生意上的亏损,造成了任学民受贿150万元的错误判决结果。任学民取得150万元的利润分成,是自己投资16万元开矿的合法合理的合伙分成,不是受贿罪,请求二审改判任学民无罪。

 

 

辩护人: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

律师:

   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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